张宪光
一
前几天偶然读到这两句诗：“不是阳澄湖蟹好，今生何必住苏州。”便不由想起清流健将张佩纶（1848-1903）。佩纶字绳庵，又字蒉（或篑）斋，直隶丰润人，关于其早年事迹，有关记载多语焉不详。上海图书馆藏有稿本《中宪大夫显考蒉斋府君行述》一册，系蒉斋次子志潜所撰，洋洋一万五六千言，叙述其父考中进士以前的事迹比较详尽，惜未见称引。按照一般传记的套路，《行述》说蒉斋“幼聪颖”，五岁时入塾，其父印塘出了个“芭蕉雨”的题目让他对对子，蒉斋应声曰“杨柳风”，便开心地说：“此子必振余家声，余无忧矣。”过了两年，印塘殁于军中，蒉斋随家人流落桐庐一带，为了躲避战乱兵燹，辗转于杭州、苏州、昆山、上海、海门之间有十年之久。等到战局稍稍稳定，一家人迁居苏州，蒉斋入书院就学，“试辄冠其曹”。故而蒉斋一家虽是北人，却与苏州有些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日记中屡屡写到吃螃蟹的事了。
马江败后，张佩纶遣戍张家口。清代从张家口到新疆设置了四十四个军事驿站，一般情况下重犯发遣新疆，张佩纶被发遣张家口，已是权力平衡下的轻判。遣戍是种流刑，听起来可怕，实则不然。满清统治者虽向来残忍刻毒，对发遣废员却还是有一些优待措施，比如不佩戴刑具、可乘车、可有随行人员、可准许故旧探望迎送、可赠送川资，算是保存了一些斯文体面。张佩纶的情况更特殊，朝里有老乡兼老师李鸿藻牵挂，外有父辈挚交李鸿章眷顾，在张家口的日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艰难。为了给他找个聊天遣闷的人，李鸿章还设法任命蒉斋好友章洪钧为宣化知府，一来可以就近了解蒉斋的起居需求，二来可以谈诗论道，缓解忧闷。每天读读诗书，访访古迹，做点考证，关于《管子》的注疏以及诸多杂稿皆草创于这一段时间，小日子也可以过得挺滋润。然而自视极高、享有重名的张佩纶，显然不安心草草了此一生，潜心虫鱼与品尝螃蟹一样，只不过是苦中作乐。幸运的是即便身处塞上苦寒之地，张佩纶依然可以吃得上螃蟹。有一次万全知县张沚莼送给他螃蟹，王姓都司送菜，蒉斋美美地小酌一番，并且各写了一首诗，“菊天忆江南，解答青筐咏”云云，大概也让他想起当年食蟹江南的往事。
从塞上返回后，蒉斋暂居天津，并娶李鸿章小女鞠耦为妻，二人相得甚欢。《涧于日记》中食蟹的记载颇不少。光绪十五年重阳节，蒉斋与妻子“煮酒持螯甚乐”，但一想起塞上的日子，便怅然不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蒉斋似乎渐渐忘记了塞上的生活，于饮酒食蟹中找一快乐乡。光绪十七年旧历九月，“饮酒一升，食蟹八辈，醉卧凉榻上，快甚”。没过几天，又“把酒持螯，蟹不肥而饮甚畅，颓然醉矣”。这年年底，吴慎生送他一百只蟹、十斤蚶，估计又是一番持螯痛饮。李鸿章亦喜食蟹，日记中也有南中寄蟹、翁婿对酌的场景。看来蒉斋不仅是名翰林、名御史，也是个爱以醉蟹下酒的老饕。关于李府螃蟹的来源，姜鸣先生曾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揭示了其中的奥妙。南人北上做官，留恋乡土美味，蟹便是其中之一。李鸿章于是每年都从南方采购数千只螃蟹，送给京中的达官贵人，甚至连螃蟹的包装、运送都亲自写信加以叮嘱，宦术之精，一至于此。蒉斋有机会常饱口福，当然是沾了老丈人的光。不过他的喜欢食蟹，与那些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吃货还有些不同，大抵借酒浇愁的成分居多。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蒉斋晚年纵酒更甚，大抵是确实的。
二
张爱玲《红楼梦魇》开头处曾说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张爱玲关注的焦点自然是《红楼梦》，她可能没读过她的祖父张佩纶写的两首鲥鱼诗，不然或许会花点心思来写写鲥鱼。
前一段时间浏览蒉斋遗稿，在日记中发现了一张精美的诗笺，首尾有“涧于草堂”朱文印。这张诗笺抄录了两首鲥鱼诗，其一题为《陆先生座上咏鲥鱼》：
采风不入吴，但咏河鲂鲤。李巡、孙炎读《尔雅》不熟，失注当魱吁可耻。过江惟有郭景纯，略辨海鱼得形似。先生食谱有家传，数典当从《法言》始。肯求异鲊饷司空，小蹙浪花歌甫里（陆鲁望有谢皮袭美分鱼诗）。经帷丝竹后堂开，三嗅而作称时哉。门生未敢议?蟹，海物岂许侪鯬鯠。铜铛门下新赐姓，银鳞细骨争传咏。富春采石出一源，更标族望新觞政。大则东南之美纪温公（类篇：出有时，吴人以为珍，即今鲥鱼），小亦骨鲠之谥传坡翁。此材可杀不可辱，岂肯假息网底游池中。生不羡诸衙军使雅州节，死不羡执简齐庭太史烈（本毛胜《水族加恩簿》、陆佃《尔雅新义》）。时来大国亦烹鲜，时去沧溟渺难掣。江潮有信四月天，驿尘作贡九庙筵。秋波万顷不见尾，篙师绝叫槎头鯾。
陆先生即陆增祥（1816-1882），江苏太仓人，字魁仲，号星农，道光三十年状元。陆氏无心仕宦，退居乡里后潜心金石文字，著述繁夥。张佩纶似曾从之问学，十八岁时为之作《陆星农观察六十序》。此诗诗味不浓，用典繁密，简直是篇《尔雅注》，也可以说是一篇鲥鱼食用文化小史。诗中涉及陆龟蒙、苏东坡、司马光、何景明等人的鲥鱼诗句诗意，若“银鳞细骨”“驿尘作贡九庙筵”等句，似径取自何诗。写作这首诗时，蒉斋仅二十一二岁，而诗风瘦硬不俗，颇能显出他的骨鲠不俗来，“岂肯假息网底游池中。生不羡诸衙军使雅州节，死不羡执简齐庭太史烈”数句则尤为显豁。光绪八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曾上过一道荐贤折，胪举的第一人即是张佩纶，认为他的这位小同乡“内行纯美，秉性忠贞，清鲠不阿，能谋能断，诚挚可以共艰危，警敏可以应急变，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张之洞拈出的“鲠”字与吴观礼拈出的“木”字一样，是最能代表佩纶性格的两个字。他为官倔强耿直，断然不肯“假息网底游池中”，过浑浑噩噩的日子。又童岳荐《调鼎集》云：“（鲥鱼）性爱鳞，一与网值，帖然不动，护其鳞也。起水即死，性最烈也。”佩纶亦爱惜鳞甲，性子刚烈，骨鲠强直。端木国瑚《鲥鱼》诗云：“四月如银宜贵客，一生多刺比风人。”鲥鱼简直成了诗人的化身。
写完上面这首诗，蒉斋大概还不过瘾，又写了一首《前诗既成先生乐甚复以郭注肥美多鲠为韵属同门分赋余得多字二十韵》，以山谷体写在同一张诗笺上，亦收入《涧于集》。风格与前一首相似，亦是堆积与鲥鱼有关的古典，而精彩逊之。“网师穿弱柳，贩妇裹枯荷”云云，是说鲥鱼被捕捞以后要用柳条穿上，然后放入泼了猪油的冰块中，然后交付驿骑运输，即所谓“浓油泼冰养贮好”“冰填箬护付飞骑”也，而用枯荷包裹的说法则不确，最起码不是长途运输的好方法。有趣的还有“糟红驰越骑”一句，除了清蒸，鲥鱼还有红糟的吃法。《本草纲目》引袁达《禽虫述》云：“鲥鱼挂网，以笋、苋、芹、荻之属连鳞蒸食乃佳，亦可糟藏之。”《金瓶梅》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和应伯爵饮酒闲聊，下酒菜就是红糟鲥鱼。梁章鉅《赠江鲥》诗云：“此物由来关宦味，卅年世态静中看。”此时蒉斋尚未入仕，对宦味还没有切身体会，“肥美多鲠”四字却是对他较确切的评语。
蒉斋日记中亦偶有食鲥鱼的记载。光绪十八年旧历四月二十九日条云：“移樽至晦若处小酌，共尝鲥鱼，雨中凉爽，酒亦微醺。”当时食鲥一事亦常入日记。蒉斋的老师李鸿藻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记云：“时傍晚子遇馈鲥鱼四尾，肥桃八罐，并纱料、笋干等物。……为竹芗送鲥鱼一尾。”可见旧历四月底鲥鱼时常会摆上京津权贵的餐桌，这一风俗大概从明代就很盛行。何景明《鲥鱼》诗云：“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应先。赐鲜徧及中珰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筯金盘敢望传。”当时皇帝时把鲥鱼美味赏赐给宦官，也不肯赏赐给文武大臣，何景明大概对此很不满，便拿来说事儿。此外，《金瓶梅》的书写表明，西门庆之类的富商大概不用通过皇帝赏赐也可以搞到鲥鱼，但鲥鱼被赋予“风人”的象征意义，大概还是较晚的事情。
三
国人往往过于注重现世的享乐，其中的缘由很复杂，死亡的频繁光临恐怕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活着既然如此地不确定，追求眼前的享乐就是很自然的事。以张佩纶为例，一辈子经历了十来次亲人挚友的死亡，对其心理结构的塑造影响很大。
如前所言，蒉斋七岁时父亲去世了。太平军进攻杭州，蒉斋在逃难时与家人走失，姐姐投河自尽，十三岁的蒉斋找到她的尸体，埋在河岸边。二十岁时，嫡母去世，守丧一年。光绪元年正月初四，岳父朱学勤以痰疾去世，临终前犹殷殷相勖。光绪四年，对他影响很大的好友吴观礼去世，蒉斋亲自为之执绋。次年，蒉斋三十二岁，生母毛夫人于旧历四月初六去世，五月初五妻子朱氏去世，七月初五朱氏所生幼女殇。蒉斋先是南下苏沪，迁移父亲灵柩返乡，然后又入都奉生母、妻女灵柩返乡，半年之中崎岖道路，酸楚填臆。这一年，张之洞的第三个妻子、王懿荣之妹也因难产去世，蒉斋到龙树寺吊唁，晚上“梦见亡妇缟衣而坐，悄无一语”，得诗一首，有“月冷空床簟，风寒客邸衣”句。此后的五六年间，四兄佩经英年早逝，居塞上时第二任妻子边氏病逝，好友章洪钧病逝，更不用说晚年迭经亲友之丧。
梁实秋曾说：“人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离之感难。”蒉斋迭经大丧，又亲身经历了诸多大事，家国之感，变幻万端，也有很强的厌离之感。光绪五年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九个字：“晴。斗室枯坐，万念俱灰。”每一回念任职翰林的时光，常常泛起天上人间之感。他曾专门提到两句杜诗：“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评曰：“萧条至矣！非经历患难之后，不知此语之沉痛，所谓天下无如吃饭难也。”他以废弃之身，托庇于李鸿章这棵大树之下，非吏非隐，内心实极为痛苦。马江之败在他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悔恨感如虫子一般，时时刻刻在啃噬着他的心灵。不过他没有走上佛教空无的道路，而是始终秉持着君子儒的情怀和倔强的热肠。他曾引用两句戏曲台词勉励淮军名将刘秉璋，一句出自《桃花扇》：“忧国事，不顾残躯，双鬓苍白了！”一句出自蒋士铨的《空谷香》：“救颠危，何容卸肩。”因此，忧生伤逝与刚健进取构成了张佩纶矛盾的心灵，即便废弃已久，也始终眷怀国事，不断地向李鸿章、李鸿藻等人建言献策。
四
晚清“清流”中风头最健的当属两只“青牛角”——张佩纶、张之洞。两人是河北老乡，年龄相差十一岁，皆深得慈禧太后欢心，私交甚笃，性格差异却很大。蒉斋耿直而不解婉转，外表刚强凌厉，内心柔软善感，常带些感伤色彩；张之洞则精力旺盛，讨人喜欢，诗写得好，更善于官场内外的周旋。若用一个词形容二人的为官之道，则张佩纶为“清鲠”，张之洞尝言之；张之洞系“巧宦”，梁任公尝诟之。
蒉斋的“鲠”，体现在为官的倔强强悍上，面折左宗棠、阎敬铭那样的中兴名臣，弹劾昏庸的军机大臣，常常得罪权贵，也常常干那种断人财路的事。譬如他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裁汰了一些不干事的冗员；作为钦差南下福建，即便在马江战败之后的敏感时期也没有学会韬光养晦，还一味裁汰船政局吃闲饭的乡绅，惹得闽人众怒，被联名参劾。早在光绪初年，佩纶好友吴观礼就曾送他一个字——“木”，张之洞也“频赏斯言”，认为真正抓到了蒉斋的病根。在日记中，蒉斋有一段自我反省：“余自问病实在褊、在急、在弇陋、在无恒，在不能事，然友人誉余者，则曰通敏，曰高明，即其谤我者，亦曰好事，曰多诳语。誉者非余志也，谤者则均是从不能木来。”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让蒉斋放弃自己的“清鲠”，就好比让老虎去吃草，即便知道自己的病根，也无法真正改掉。张之洞认为，蒉斋的才气“一时无两”，但阅历尚浅，为人如“玉质间石，不加磨砻，未能成材”，“若抱质以游，必至无人相与款洽”，劝他“遇事可加一番讲求，加一番思索，然后出口，则万全无弊矣”。这些金玉良言，可惜未能真正被蒉斋采纳。性格决定命运，并不是一句毫无根由的话。他在甲申年间被当成替罪羊遣戍塞上，其实就是这种性格结出的一个“恶果”。相反，张之洞则乖巧得多，蒉斋倒霉之后便始终和他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像李鸿章那样百般呵护。
但张之洞要算是蒉斋的真知己。两人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间在光绪三年至七年之间，二人职位也在几年之间一路高升。他们与黄体芳、王仁堪等人常常一起月夜小酌，臧否人物，一起逛琉璃厂搜寻文献，一起谋划、草拟奏折等等，相处甚得。《涧于日记》光绪四年除夕记云：“雪。同安圃过孝达，削鹿脯下酒，得高丽使者书。薄暮归。”过了几天，又与友人同游慈仁寺，“老松残雪殊有闲趣”。就是在这样散淡闲适的生活中，他们携手合作，弹劾崇厚等人，“清流”之名渐盛。蒉斋常同张之洞逛琉璃厂，一起为畿辅先哲祠忙活，心里才好受一点。前几年王贵忱先生所藏的一批张之洞致蒉斋书札刊布出来，都是一些随手写就的短札，复原了当时交往的一些细节，可与《涧于日记》参证。
自从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两个“青牛角”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马江败后蒉斋遣戍察哈尔，张之洞曾派人到塞上问候，并寄去书籍和竹笋，蒉斋则回赠了塞外蘑菇，然而二人终究只能渐行渐远，以致近二十年间未再见面。蒉斋晚年卜居金陵，颇为时流所轻，甚至有传言说张之洞婉讽蒉斋移居苏州，很不可信。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蒉斋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曾前去探病，二人纵谈国事，泣下沾襟，或许还聊到了那个削鹿脯下酒的除夕夜。七天后，蒉斋就因为哮喘、肝疾溘然而逝。据李审言《药裹慵谈》，张之洞曾“往哭极哀，且为之题主焉”，不知确否。一年后，张之洞重过蒉斋故居，写下了著名的《过张绳庵宅》四首。有人说广雅堂诗半真半假，不能当真，我倒是以为其中为蒉斋所作的几首确是感情真挚，似乎还略带了些愧意在其中。其《龙树寺》云：“此地曾来一百回，荒陂败紫苇花开。当年茶话成今古，谁话山僧两秀才。”自注云：“曾与心泉和尚、张绳庵学士同游，不具酒食，清谈竟日，乃游兹寺第一适意事也。”诗很一般，而且张之洞与龙树寺有关的事情不止一件，为什么单单要把这一首收入集中呢？当年他和潘祖荫、翁同龢一同在龙树寺举办觞咏大会，何等风光，可是与潘、翁在一起他大概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与蒉斋在一起却是“会心即答倦即默，茗碗无温聊一嘬”，可以随性自在地做回自我，摆脱名位的羁绊了。
五
张之洞《过张绳庵宅》其四云：“廿年奇气伏菰芦，虎豹当关气势粗。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儆梦令狐。”从甲申（1884）马江之败，到癸卯（1903）张佩纶去世，恰好是二十年。张之洞论诗主张“清切”，诗学苏东坡。关于“清切”二字的含义，陈衍解释说：“一切文字力求典雅，而不尚高古奇崛。典，故切；雅，故清。”然而广雅堂诗看似流转爽利，实则多深藏时事，常寓讽谏，读起来像猜谜一样，并不容易理解，所以我认为与苏东坡的诗还是有不小的差异。就拿这首诗来说吧，字字皆甚简单，后两句用的也是熟典，也比较帖合蒉斋后半生的命运轨迹，历来为说诗者所关注。然而“虎豹当关”云云，究系何所指，似尚有待发之覆。
此诗的两句用李德裕、令狐綯父子的古典，以李德裕比蒉斋甚明，然而“令狐”究系何指，则持论不一。陈衍《石遗室诗话》、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均以为“令狐”指翁同龢，胡先骕认为此诗“不但寻常友朋凋谢之哀，而实深于气类之感者也”，也以为是“极诋翁常熟”。而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则以为第四首“当关”云云，“盖泛指同时执政旨趣各异者言”：“篑斋庚午损馆，已在虞山被放出都之后，石遗《诗话》以为隐刺松禅，似非事实。此余闻之弢老者，必可信也。”平心而论，王说是，当关“虎豹”并非专指一人，今以张志潜《蒉斋府君行述》为据解之。
盛昱甲申一疏，弹劾当朝大臣及清流“罗织殆遍”，直接导致了“甲申易枢”，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其起因却有些诡异。据《蒉斋府君行述》所述，此疏是因为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唆使盛昱所上，本意是弹劾蒉斋，不料却被慈禧太后利用，导致了一场政变，恭亲王下台，醇亲王、礼亲王、张之万、阎敬铭、孙毓汶组成了新的内阁。值此新旧权力交接之际，醇亲王也打算争取蒉斋的支持，但是蒉斋的“犟脾气”又发作了：
府君以为恭邸勋绩既懋，又际时艰，在两宫宜存无故不弃之心，在醇邸宜怀阋墙御侮之训，即广座中于王箴规沉挚，王大感动，允转圜矣。后有谗府君者，谓府君实右旧枢，思于稠人广坐中辱王泄愤，王意顿沮丧，惟属阎文介致意，导以舍旧图新。文介曩以侍郎致仕家居，府君闻其名，累疏陈荐，即家起拜司农。既而治理烦苛，少不餍众望，府君时规正之。文介阳虚受，而阴疑府君市惠也，则颇衔之。至是承醇邸命游说，府君以处人骨月新故，不妄置喙求捷径自矢，文介益疑府君诮己，遂中以蜚语，枢邸于府君意见始深矣。
张佩纶实在有些“木”，自以为一腔忠义，“箴规沉挚”，却屡屡触人忌讳，把醇亲王、阎敬铭都得罪了。稍后又因为在中法和议中拒不画诺，力主“严防备战”，又与阎敬铭起了争执，于是被排挤出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文廷式《知过轩随笔》说，佩纶被置之死地，阎敬铭之力居多，当时朝士也看出了其中门道， “廿年奇气伏菰芦”的命运似就此埋下伏笔。
即便甲申战败，蒉斋亦未立即撤职查办，而是继续受到朝廷的信任，还兼任了船政大臣，其最终被查办已是三四个月以后的事，其直接起因则是三十九名闽绅联名上书以及潘耀如的专章弹劾。当时之所以派左宗棠前往查办，大概是执政诸人认为左氏与之不睦，欲借机置诸死地，不料左氏秉公处理。其后遣戍察哈尔，也与各位执政有关。因此，所谓“当关虎豹”并不是专指翁同龢，也包括醇亲王、阎敬铭等人，且张之万对蒉斋亦无好感。
戍满赐还以后，张佩纶入李鸿章幕，遭到年轻清流一代的鄙视。除闽人王仁堪几乎与之绝交外，黄绍箕在给其父黄体芳的家信中说：“丰润为合肥馆甥，现已下定，冬间成礼。闻者无不诧异。廉生丈谓渠词气甚峭立而不平正，此事亦日暮途远，迫不及待之所为，然渠年甫强仕，虽不理于众口而人皆畏惮之。此举成则昔日之清望扫地矣。”（《黄绍箕往来函札》，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对张佩纶的这一选择同样不以为然。在合肥幕中，张佩纶大体遵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但有时也应合肥之邀参与讨论时事。朝鲜事起，佩纶论事与合肥左右不和。《蒉斋府君行述》云：“盖左右赞军策者方喜事，辄师心自用，或更因缘为奸。府君立论率不合时宜，阴不利若辈，竟贿御史劾奏之。济宁尚书方用事，素衔府君，遂奉旨驱令回籍。”所谓济宁尚书，即孙毓汶。张志潜所撰《行述》的一些重要内容，当是出于庭训，溢美之辞或不可免，真史料也颇不少，是很值得关注的材料。
另据李宗侗《李鸿藻年谱》记载，当时贿赂御史端良弹劾张佩纶的是盛宣怀。后来李鞠耦专门写信给父亲，要他提防盛宣怀，恐怕不是没有因由的。李宗侗还听他的父亲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才是弹劾张佩纶的主谋。张佩纶的处�橙肥导枘眩辶鞑磺辶鳎雌莶换雌荩坝小盎⒈保笥小吧唑保梢运凳恰案贡呈艿小卑 ２挥闪钊烁刑荆暗惫鼗⒈焙纹涠嘣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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